很多人读研是为了避免大学毕业统一分配，很多人期望能留上海。我就属于其中之一。89年下半年大家都开始忙着找工作了。我属于班里最幸运的，不仅拿到了上海户口，也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很多人在读研期间就忙着考托福，准备出国。交大的出国风可以说是如火如荼。
我和男友都没想过出国。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来自河南小地方的原因，没有什么出国意识。在我毕业前为保守起见，我们领了结婚证（和有上海户口的结婚，就容易毕 业拿到上海户口）。LG说，想当年他到上海来时，只是一个旧木箱子，现在他不仅有了硕士学位，有了一个好工作，他还能拥有一个家，知足了。是啊，我们的年代，连读大学都是义务教育的。我们读研的时候，还有每月60元薪水拿呢。我的父母都是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工人，他的父母都是不识几个字的农民。我们这样的家庭，我们竟然有机会落户上海，双双从堂堂的上海交大毕业，我们对国家，对政府，对党，很感恩了。那些要出国的人，就祝福他们。我们就留在国内建设国家吧。大家都走了，谁来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呢？
89年已经过去了，就像86一样，过去的就过去吧，只能朝前看，人类才有希望，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？LG的一位在美国读书的师兄给我们来了信，说只要LG能考出托福500分，他就有办法让他的导师录取还有奖学金。我们丝毫不为所动。
在我找工作期间，曾见过一个大厂的厂长。他对我很满意。但他的一句话让我很不舒服：“你们交大聪明能干的学生都出国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呢？”
读了那么多年书，终于可以学以致用了。我很兴奋，想甩开膀子好好的，脚踏实地的干。我经常找我们研究所的老大学生，老前辈们取经，想向他们学点实际经验。 令人失望的是，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上班喝喝茶，读读报，聊聊天的轻松生活，没有理想，没有抱负，只计算着什么时候能再分套大房子。一见到我们就说，看你们多幸运，一毕业就挣100元一个月，我们那时候才50元。研究所里整天忙着做课题的大多是刚毕业的研究生。
我们的所长一天去了北京，据说从某处银行贷到了一笔钱，够大家发两年工资的。有人问，两年后本和利咋还？我们那伟大的所长轻描淡写的说：“那就和我没关系了。”
那年南方有水灾，整个上海市发动大家捐款，于是开始了捐款比赛：看谁有爱心，比哪个单位捐的人多，捐的钱多。我们研究所想出了各种市场策略发动捐助。我已经不再对任何事物吃惊了：连捐助灾区都有假的成分！
位子越高的人，叫爱国叫得最响的人，也是最会拆社会主义墙根角的人，他们也最会找别人的小辫子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吗？做学生时，只看到了媒体的虚实，现实生活中，“爱国”仅是一口号而已。中国人民如果有一半的人真的能实际的爱国，中国早就不知发达多少倍了。一个实际去爱国的人，是会被人笑为傻子 的。多少管理阶层的人为自己的政绩而活，有谁能真正为中国，为中国人而做？
我和LG都是不求上进的人。我们只想过好自己的小家，踏踏实实做些课题，尽力为社会做点什么吧。 一年后，我竟然拿了个上海市新产品发明三等奖。好笑！从此，我对得了什么大大奖的，不再敬佩，不再羡慕。不过如此。
自上海交大读研，到那个研究所工作，又回到交大工作的那么多年，我们所有的“研究”，“发明”，都是 copy，copy美国的。偶尔也会copy 德国的，和日本的成果。在中国至少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功，往往取决于你查资料的能力，查到后能不能从别人的论文、专利的字里行间看出门道，把东西做出来。
我们研究所有一个技术工人，动手能力特强。我和他的差别就是，我懂英文，懂德文，最重要的差别是我会查资料。
对了，我的专业是应用化学，偏于有机和高分子合成方面。这是化学这个行业里最难的。我得奖的那个产品是用于显像管的颜料助剂，从查资料到成品出来，根本是不花我吹灰之力。虽然我能把有机合成理论背得滚瓜烂熟，没用，没那场合和机会发挥发明创造。根本得奖的原因是：我们的科长往上报的时候写 了该产品将会带了年产值一百万的效益，哄住那些当官的了。那时的一百万可是大数字，我一个月的收入，基本工资加津贴，加奖金，就300.我们是市级研究所，得了奖，可以向市里要经费。
我们决定30岁之前不要孩子。我若一工作就有了孩子的话，那还咋能把自己的能力释放出来多做课题呢？不能被孩子拴住了。
在我们结婚三年时，终于有人问：你们是不是有毛病，结婚这么久了还没孩子？我冲了他一句：是啊，我们是有毛病。
人啊，就不能想多，想得越多，就越迷茫。 我们真的要想一想，我们有毛病吗？
我闲得无聊，开始研究周易，研究佛经。还记了很多笔记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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